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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1章（第1页）

但科里亚不是为此而来。安德烈已经不在他的雷达监控范围里了，很可能再也不会回来。克格勃已经另有打算，科里亚不像“赫尔曼先生”，不喜欢摆出虚假的友善姿态，用二十个设问句引出实际内容，他直接把交易条件摆在莱纳面前：如果不想继续被斯塔西骚扰，那就当克格勃的“渡鸦”。

又是黑话。莱纳已经不能更厌倦黑话，这一个一个原本普通的单词，被强行借用过去，安上阴暗的潜在含义。他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脚，在这个只有零星家具的起居室里，他没有逃避的空间，只能躲进自己脑海深处，木无表情。科里亚把这种麻木解读为困惑，开始解释什么叫“渡鸦”，这是性诱饵的代号。克格勃瞄准了一个刚刚从华盛顿调来柏林的美国外交官，这人对此前派出去的三只“燕子”都不感兴趣，是时候试试光谱的另一端了。

相对于女性“燕子”，男性“渡鸦”不太常见，几乎总是勒索的前奏，那一次也不例外。科里亚不愿意用苏联训练的“渡鸦”，他们一旦被捕，克格勃很难摆脱关系，换作其他时候，克格勃也许不介意让人知道，甚至会故意炫耀，但在1956年，隧道事件过后不久，他们不太乐意时隔几个月又制造一场外交危机。莱纳是一份可以随意牺牲的资产，如果一切顺利，那就一切顺利。一旦有什么出错了，克格勃可以轻松把他扔掉，没有什么损失。也许安德烈一开始看上的也是这一点。

“收拾一下你自己。”科里亚说，这个建议从他嘴里说出来，让人不太舒服，“你看起来像只死了两个星期的老鼠。我给你十五分钟，我们有很多准备要做。”

住在一楼的门房想必又一次目睹莱纳被押上汽车，也许马上打电话给斯塔西报告了这件事，说不定也打给中情局，那时候几乎每个柏林线人都同时服务两个以上的主顾。科里亚没有蒙上莱纳的眼睛，目的地并不是什么秘密，那是家酒馆，还没到营业时间，大门紧闭，门上方安装着巨大的霓虹灯管，因为是中午，都没有亮起。“金色鹈鹕”，熄灭的灯管拼出这几个单词，一只金属鹈鹕衔着鱼，站在首字母旁边。科里亚带着莱纳从侧门进去，司机没有下来，车门刚关上就把车开走了。

这并不真的是个交易，现在想来，只不过是用一头豺狼换了另一头豺狼。这是莱纳第一次去“金色鹈鹕”，但远远不是最后一次。常客们对他没什么印象，记得莱纳的零星几个人，一致认为他“很安静”，没什么值得一提的特别之处。也许他觉得无助，也许觉得愤怒，又或者什么都不觉得。不过，像他这样一头习惯于服从命令的小羊，再次有人把项圈套到脖子上，也可能是一种解脱。

——

安德烈并不十分热衷去酒吧，搬到德文郡超过一个月了，一次都没有去过。他在埃克塞特一所暮气沉沉的寄宿中学里找到一份教德语的工作，一周上课四天，周一和周三高年级，周二和周四低年级，周末还要监督一大群十四岁男孩在草皮稀疏的院子里踢球。

他用“莫里茨·朗格”这个名字，是六处分配给他的，连同一段伪造的人生，附带各种必要的推荐信，证明“朗格”受过良好教育，过去三年受雇于西德一家并不存在的贸易公司，品行正直，富有责任感，如此这般，今年因故返回英国，并且不打算再离开。他还准备好了“为什么回国？”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但校长并没有问。校长是个雪茄不离手的小个子，要是不挺起腰，就要消失在办公桌后面了。他养着两只伯恩山犬，面试的时候，那两只壮硕的狗就趴在桌子下面喘气，口水滴在安德烈的皮鞋旁边。

埃克塞特的生活很简单，轻易就形成惯例。学校提供餐点，为了减少和其他人说话，安德烈总是早早地来，在专门留给教师的松木长桌旁匆匆进餐。他不是个严厉的老师，如果学生在他讲解语法的时候睡过去，口水流到动词变位表上，那也无所谓。如无必要，他从不在休息室久待，那地方让他想起霍恩斯比喜欢去的俱乐部，挂着天鹅绒窗帘，充满香烟烟雾，即使白天也很昏暗。疲惫的教师们谈论板球赛得分，季节性暴雨，和本周闹出最大麻烦的那个男孩。安德烈不讨厌也不喜欢男孩们，学生对“朗格先生”报以同样不冷不热的感情。这家中学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埃克塞特本地，或者附近的城镇，父母可能是渔民、家具商、手工业者，或者新移民。百分之九十的男孩这辈子唯一被迫使用外语的场合就是学校。

有些中学就像低洼地，聚集了被雨水和泛滥河流冲刷下来的各种沉积物。安德烈思忖有多少夹着尾巴回来的间谍最后走进了公学，试图把破碎的德语、法语或者阿拉伯语句子塞进目光呆滞的学生脑子里。安德烈怀疑教世界史的威廉姆斯先生是他的同类，但这只是不太可靠的直觉，他没有证据，也不想去找。故意搅动低洼地里的死水，是一件不礼貌的事。

在其他人——老师、门卫、清洁工和教区牧师——的印象里，“莫里茨·朗格”先生总体而言是个令人愉快的人，举止得体，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校长和门卫，在埃克塞特的几年里，从来没有过绯闻，似乎也从不喝酒。有人声称“朗格先生”在外国结了婚，妻子是个捷克人，因为签证问题来不了英国，但也只是道听途说罢了。从学校保存下来的旧照片里，时常能发现“朗格先生”的踪影，但他给观察者留下的要不就是背影，要不就是模糊的侧脸，不过姿势很自然，让人说不清楚到底是巧合，还是他故意躲避拍照。

每隔两周的星期六，是学校的郊游日。老师们轮流带男孩们去远足，钓钓鱼，学些野外生火或者系水手结这样的技能，下雨也不例外，校长深信恶劣天气更能锻炼身心。这是固定行程，如果有人留意观察，不难发现这家学校的德文老师每一个月都会出现在同一个露营地，身边围着吵闹的低年级男生。这是个靠近公路的营地，车来来往往，来野餐的人也非常多，春末尤甚，简直像个露天土耳其市集。一个刚搭起来帐篷歪倒了，里面的男孩们尖叫着逃了出来。附近坐着野餐的年轻男女摇摇头，露出宽容的笑容。一个路过的郊游者停下脚步，皱着眉，似乎担心男孩们的安危。

“昨晚下过雨，泥太松软了。”那个郊游者评论道，他戴着玳瑁边眼镜，灰白头发从猎帽下面露出一绺。就像其他郊游者，这一个也背着帆布包，手杖末端沾满了泥。安德烈上下打量他，又把目光转回学生身上。

“从伦敦跑到这里远足，不是太远了吗？”

霍恩斯比笑了笑，“来见老朋友的话，不算远。”

“老朋友有电话。如果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，通常不是好事。”

男孩们从泥地里找回绳子，重新拉起帐篷，两个高年级男生把绳子绕在木钉上，深深敲入泥土。滚了一身泥土的学生脱掉上衣和短裤，搭在手臂上，往不远处的小溪走去，几个提着铁皮桶的低年级男孩跟在后面。

“我需要和你谈谈。”霍恩斯比说，看向小溪的方向，“关于柏林，更准确来说，关于‘麻雀’。”

第二十三章

当天在露营地的三十二个男孩里，只有一个留意到了德文老师和戴着眼镜的陌生人交谈，也仅仅是“留意到了”而已。谈了多久？不知道。那两个人一直在露营地，还是中途到别的地方去了？不记得。这件无关紧要的小事，在他年轻的脑袋里停留不到两周，就像沙滩上的脚印一样消失了。

当然没有书面记录。想留下书面记录的话，霍恩斯比就直接打电话了。如果这是一本流行间谍小说，剧情一般会这样推进：霍恩斯比专程来说明“麻雀”的近况，说服安德烈回到柏林去，解救可怜的东德男孩，安德烈先是拒绝，最终在火车启程前最后一秒跑到月台。他们接下来会卷入一到两场追车戏，击败科里亚，聚光灯悄悄往旁边偏移，照出这个狗咬狗的世界里偶尔闪亮的人性。

但这不是小说。

基于六处的过往案例推断，霍恩斯比最有可能提出的建议是：杀掉麻雀。快捷，经济，保险。莱纳·沃格尔协助勒索一位美国外交官，已经从曾经的盟友变成了威胁，而安德烈最有可能接近他，所以安德烈是执行暗杀的最佳人选，如果安德烈不想动手，那他至少可以为柏林站提供最佳行动建议。

安德烈不会喜欢这个主意的。他很可能争辩，暗杀是克格勃的专长，不应该是六处的。也许还会继续指出莱纳很可能受到了胁迫，为什么对木偶挥起铁锤，而不是操纵木偶的那双手？美国人也应该把他们那只踩进陷阱的肥兔子送回大西洋另一边，给他安排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书工作，不要再和外交沾上关系。他还会询问霍恩斯比，麦卡伦先生如何处理这件事？他离开柏林太久了，甚至不知道那个过度吸烟的美国同行两年前就已经被召回了。

这里也许有个小小的陷阱，一种并无恶意的算计，霍恩斯比特意让安德烈再看一眼他主动放弃了的“旷野”，看看能不能唤起情报官埋藏起来的本能。外勤永远是外勤，他们没法按停脑海里的齿轮，顶多只能调慢一些。人们当然可以习惯寄宿学校和英格兰西南这个一成不变的角落，可是，一旦他们回忆起“外面”，这种本来已经接受了的乏味生活会一瞬间变得无法忍受。

不管安德烈的齿轮运作情况如何，他似乎都不急着离开埃克塞特。霍恩斯比独自坐火车返回伦敦，露营像往常一样继续，这个学期余下的德语课也是。暑假来了，又过去了，男孩们晒得黝黑，垂头丧气被送回学校的时候，“朗格先生”也还在，用同样平板乏味的声音领学生们念“穆勒太太星期五出席露天音乐会”。唯一的不同是，1960年秋天前后，人们开始在酒吧见到“朗格先生”。他喝酒的时候就和在学校一样安静、疏远和礼貌，两杯威士忌，加冰，不坐吧台，独自一人占据了栅格窗旁边的四人座。不过学校附近这个酒吧从来坐不满，谁都没有意见。“朗格先生”一边喝酒一边审阅报纸，不是“看”，是“审阅”，只有这个词能恰当形容。他专心致志地消化每一页的内容，像是要掰开每一个单词，嚼五分钟再咽下去。有一晚。酒吧老板的大女儿鼓起勇气问他在报纸里找什么，德文老师笑了笑，回答“没什么，只是无聊”。

所有人都看得出酒吧老板的女儿迷恋“朗格先生”，只要德文老师走进门，她就再也留意不到别人了。安德烈假装留意不到，只在酒吧老板在场的情况下和她说话，也从不和她谈论天气以外的话题。后来得知“朗格先生”辞职离开埃克塞特，她如此失望，以至于在圣诞晚餐吃到一半的时候悄悄抽泣起来，弟妹惊异地盯着她，父母对视一眼，以一种掺杂着无奈的柔情，把剩下的半瓶白葡萄酒推给女儿，让她上楼去卧室休息。她当时才二十一岁，感觉肯定像世界末日。

安德烈没有买火车票，租车开回到布里斯托，与母亲和继父一起过了圣诞节，第二天就走了，他告诉母亲，埃克塞特的工作结束了，他可能短期内不再考虑教职，接下来打算去伦敦。再一次，安德烈既没有撒谎，也没有说实话，他的确去了伦敦，停留了短短三小时，搭上了飞往柏林的航班。

柏林没有变。一样的灰暗街道，一样的河水，就好像他离开的这四年被压缩成薄薄一片，变得比一天还短，可以忽略不计。十二月底，雨夹雪从充满敌意的铁灰色天空中飘落，满地泥泞，掺着冰粒的脏水里泡着被风吹落的圣诞装饰。在牧羊人看来，柏林已经变得无法辨认，他的情报网被后来者瓜分了，切成碎块，每人叼走一点点，没人想要的碎屑就此散失，不知道是搬家还是被捕。但安德烈不是为此而来的，他用一本伪造的奥地利护照在旅馆登记入住，把手提箱放到床上，打开，一件一件拿出衣服，摸到夹层，取出一把托卡列夫-33手枪，在客房里转了一圈，把武器藏到衣柜后面，回到床边，重新把衣服放回箱子里。接下来他挪开床头柜，小心翼翼，免得柜子在地板上刮出声音，柏林情报站的外勤已经来过了，床头柜背后用胶带粘着两个弹夹。安德烈拿走这份欢迎礼物，走进浴室，藏进通风管里。现在是下午四点半，喝咖啡太晚了，喝酒又太早了，安德烈打电话让前台送一瓶威士忌上来，坐在床边，看着布满雨水的玻璃窗。他还有四个小时要打发，然后他会下楼去，拦一辆计程车，去“金色鹈鹕”酒馆。

在埃克塞特，几乎没有人想念安德烈。一年之后的圣诞节，酒吧老板的大女儿和教世界史的威廉姆斯先生结婚了，他们没有孩子，但是养了三条气势汹汹的罗威纳犬。今天，我想，她已经不太记得多年前那个孤僻的德语教师。

——

“金色鹈鹕”提供简单的晚餐，菜色是固定的，每周一换，价格合理，食物也不算太糟糕。所以刚过八点，就会有零零散散的顾客落座，等着一模一样的肉类上桌，为接下来的啤酒和更晚一点的烈酒做铺垫。这是酒馆一晚之中最安静的时候，再过一两个小时，连接桌子的气动管就会发出接连不断的嗖嗖声，运送写着情话和秘密的小纸条。乐队九点半开场，人们聊天，跳舞，碰杯，嗤笑，噪声要到凌晨才逐渐停止。

莱纳并不是每天都去“金色鹈鹕”，天气变冷之后，大概一周两次。有时候是科里亚命令他去，有时候是他自己想要去喝一杯。科里亚的上一只猎物已经被调离柏林了，莱纳应该会更频繁地出现在酒馆里，寻找下一只。为科里亚工作和为安德烈工作其实没有很明显的区别，莱纳发现，他们都只把莱纳看作达成目的的工具，但至少科里亚一开始就把这个条件列出来了。

他走进酒馆的时候刚过十点，乐队正在为越来越醉的人群伴奏，香水、啤酒和地板清洁剂的气味在闷热的空气里混在一起。酒保留意到莱纳，冲他笑了笑。“金色鹈鹕”总共有三个酒保，两个高，一个矮，被常客们戏称为大鹈鹕，中鹈鹕和小鹈鹕。全都是科里亚的人——至少科里亚和克格勃是这么认为的。莱纳知道这三个酒保同时也拿着中情局、斯塔西和军情六处的贿赂，天知道还有多少其他情报处也给这三个人供应钞票，志得意满地以为自己买下了“金色鹈鹕”的酒保。这就是为什么莱纳和他们说话总是很谨慎，没人能确定今天他们的效忠对象是哪个或者哪几个。

吧台已经快要坐满了，莱纳好不容易才在边角处找到位置。酒保直接给他送来加冰的威士忌，外加一小份免费的薯片。今晚值班的是大鹈鹕，擅长对付醉汉，如有必要，还能把打架的顾客撵出去。莱纳冲他点点头，表示感谢。大鹈鹕走开了，不到五分钟又回来了，手肘支在吧台上，凑近莱纳：“有位先生似乎十分关注你。”

莱纳喝了一口酒，“好的‘关注’，还是坏的‘关注’？”

“看不出来，你自己判断。进门左手边第二张桌子，墙角，被那个胖土耳其人遮住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吧台另一端有人抬起手，大鹈鹕眨眨眼，走开了。莱纳侧过身，认真地看了几分钟乐队，才假装漫不经心地望向酒保说的那个角落。门刚好在这个时候打开了，涌进来一股冷风和一群穿着制服的年轻军人，完全挡住了莱纳的视线。新来的顾客挤来挤去，和周围的人谈判，搜刮椅子，艰难地围着一张小圆桌坐下了。越过胖土耳其人的头顶，莱纳终于看见了那位据说十分关注他的先生。对方似乎一直在等他发现，露出微笑，冲莱纳举起酒杯。两人隔着十几张桌子，互相对视了许久，意识到莱纳不打算过去，坐在角落的人过来了，靠在吧台上，脸上全是愉悦的惊讶。

“晚上好，小鸟，真是个美妙的巧合，不是吗？”

关于你的事没有一件是巧合。莱纳想，没有说出来，他放下酒杯，握了握对方伸过来的手：“晚上好，安德烈。”

第二十四章

第一句话总是最难的。能说什么？还剩下什么可以说？哪个句子安全，哪个词危险？莱纳还在犹豫，安德烈已经自如地牵起对话的缰绳，从神情到姿态都很放松，谈论来时的航班，抱怨柏林的阴冷天气，评论今晚的吉他手。莱纳点头表示同意，在适当的时候发笑，然后询问安德烈打算稍作停留，还是马上中转。这不是真正的谈话，这是谈话前的社交舞蹈，像犬科动物互相嗅探，朋友？威胁？两样各占一些？从眼角余光莱纳能留意到大鹈鹕紧盯着安德烈。因为距离和噪音，酒保肯定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，但被这双眼睛监视着断然不是一件好事。酒馆里还有多少其他眼睛？

“酒不合你的口味？”

莱纳收回视线，“不，不是。”